40年前，可口可乐可是奢侈品

1979年1月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来到北京，中国内地向外国消费品市场打开大门。40年来从“想买买不着”“想卖卖不出”,变成了后来到“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走过了让全世界惊奇称赞的历程。

改革开放40年，如果要用国人的切身感受来度量，恐怕没有比买卖更直接的了。

改革开放初期，凭票供应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自由买卖才刚开始为人们所熟悉，买进口货更是让普通人遥不可及；彼时的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留下太多足迹。2018年的今天，买和卖几乎已经没有时空界限，不仅是工业制品，生鲜时蔬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全球抵达中国，飞入寻常百姓家；来自中国的“制造”和“智造”则飞向世界，服务着遍布五大洲的异国家庭。

从初的“特供”到“人肉背货”,到代购大军，再到跨境电商，国人对消费升级和美好生活的需求，在一步步的社会转型和进步中，得以提升。

而近日召开的进博会恰逢天猫双11之前，而进口也是阿里巴巴今年重要的主题。汇聚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18000个海外品牌的天猫国际，正是中国消费升级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40年间，中国人实现了轻松地“买卖全球”,中国则一步步晋升为“世界工厂”,又逐渐转变为“世界市场”,在全球买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跟着可口可乐，外资品牌汹涌而至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两天前，中美两国刚刚发布了《中美建交公报》。第二天，可口可乐公司也正式宣布将重返中国，并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达成协议，向中国提供可口可乐，并开设可口可乐的装瓶厂。

1979年1月，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先到达中国内地的外国消费品。

初，可口可乐的销售对象被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装在玻璃瓶里的棕色饮料，给人的印象就是贵--本土的汽水大概一毛五一瓶，可口可乐却要卖到四毛五。刚刚喝上可乐的中国人曾评价它“有股中药味”,但是越喝越喜欢。

喝可口可乐，在当时，被认为代表了一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1984年，《时代》杂志的封面是一位手持可口可乐，站在长城上的中国小伙子，标题是“中国新面孔”.杂志撰文指出，此时的中国开始融入世界，有了崭新的面貌。

紧跟着可口可乐的脚步，一大波外资品牌汹涌而至。

1979年，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被称为“服装观摩会”的时装秀。国人次隐约感觉到，“商标”,或者说“品牌”,其意义似乎不止是衣服领子下面那一小块缝制上去的布。

外商企业在中国的“”不断涌现

同年，瑞士雷达表进入中国市场，并不断创造着外商企业在中国的“”:个做广告，个把表带和手表一起卖，个把表装在盒子里销售……当人们在黑白电视机里看到长达1分钟的雷达表广告时，他们对于“”的认知，被刷新了。

当时，上海手表卖100元一块，已经被人们当作奢侈品，而雷达表定价动辄八九百元，几乎是天文数字。

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的丰田汽车，刚入华时，便宜的轿车也要30多万。有人算过一笔账，以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看，这相当于如今大约30多辆法拉利的售价。这样的价格，显然不能指望能在大众市场上销售。丰田初瞄准的是政府用车市场。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紧随尼克松的步伐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方同意从日本进口一批轿车，作为中国政府用车的品牌之一，其中就有丰田。

有一些外资品牌，则选择中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上个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特批的“与资本家合作造车”的上海桑塔纳工厂投产。这个中德合资的项目，双方各占50%股份，但在总投资3.87亿美元中，德方承担的费用是2.27亿美元。

1984年，在北京王府井街头，块外资品牌的大型广告牌树立起来。1986年，上海南京路上出现进口货，人们争相围观。同一时期，美国快餐连锁店肯德基落户北京前门，毫无争议地成了“时髦”的象征和北京新地标。1993年，人们注意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南侧，原先矗立着巨幅标语口号的地方，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国内外的商品广告所取代了。

友谊商店里的“特供”和“洋货”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了消费进口产品的需求，但一是市场上进口产品匮乏，二是很多进口产品，还真不是有钱就能买。

以汽车为例，每一辆车的进口，都需要得到专门的批文，这就是历史上的“进口汽车配额许可制度”.上个世纪80年代，海南岛成为了经济特区，利用政策的红利，海南陷入了倒卖汽车的狂潮，堪比当今炒房。据说，疯狂的时候，海南冒出800多家汽车公司，上到直属机关、下到幼儿园，纷纷利用批文套利。

同一时期，友谊商店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友谊商店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衷是为手持外汇兑换券的外国人服务。在友谊商店里，不但出售“特供”级别的中国产品，比如高端的杭州织锦，苏州双面绣，还有大量国人闻所闻问的“洋货”,包括各类家电和食品，比如威士忌、万宝路、好时巧克力等。因为出售物品中包括未经审查的西方读物《纽约时报》等，所以门卫禁止一切看上去像中国人的顾客入内。而人们常常会在门外窥视，好奇于商店里出售的物品。

因为在国内的购买通路受阻，当时的国人，会利用一切出国的机会“人肉背货”.而他们带回的商品，多以生活必需品为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洋货“一货难求”的情况，在中国得到了改观。1992年，北京友谊商店周边出现了燕莎商场、赛特购物中心等一批合资企业，售卖商品更高端、更国际化。

新的贸易方式开始出现

90年代，当时，松下、东芝、日立、索尼等一批日本电子企业巨头登陆中国，在中国市场上如日中天。其中，松下是进入中国内地的外资企业。1978年10月28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与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进行会谈。当时邓小平说：“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没有电子工业，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那去。”那次会谈后，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华，并与中国政府签订《技术协作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1987年，松下与北京市和电子部等下属的4家企业合资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是当时投资（248亿日元）规模的中日合资企业。此后，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落地生根。

新的贸易方式开始出现。加工贸易进口从无到有，成为中国贸易的主导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在其主编的《中国进口：战略与管理》一书中介绍，加工贸易进口从1981年的6.83%上升到2006年的40.61%,并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占据中国进口贸易40%的份额。与此相关，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比例从1981年的0.46%上升到2006年的60.59%,主导着中国进口贸易的格局。入世前后，随着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私营企业在我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也在急剧上升，从1999年的3.4%增加 到2006年 的8.48%.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开始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对外开放的方针在于“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保护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证国家关税收入”.90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加工贸易政策体系。